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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集子能公开出版，对我来说还是十分有纪念意义的。每篇文章的写成，背后都有一些两岸文学交流的故事，每个文本在内地刊出也得到不少媒体的帮助，如不惜篇幅破例连载“沉浮录”的广州《东方文化》杂志、山西《太原日报》，以及刊登部分篇章的美国《中外论坛》、马来西亚《人文杂志》、《香港文学》及内地的《新文学史料》、《鲁迅研究月刊》、《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炎黄春秋》、《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书屋》、《温故》、《名人传记》、《武汉文史资料》等。其中有数篇文章还收在吉隆坡出版的《古远清自选集》里，这次出版时又作了重新修改。

大陆赴台作家的文学活动和实践，我写作时力图从文学史实而不是从条条框框出发。如果这样做引起此岸或彼岸评论家的争议，那也是对我写作的一种激励——尤其是对两岸文学研究的深化，会提供一种有价值的参照。

近十多年来，我专治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出版过几本这方面的专书，但我仍写一些有关大陆文学的研究文章，其中引起最大反响的是参加“余秋雨要不要忏悔”讨论的一组论文，想不到却惹来了一场震动中外华文文坛的官司，还和研究对象一起对簿公堂，这倒有一点戏剧性乃至荒诞性。但这场官司并没有吓倒我，更没有终止我考证某些作家历史问题的兴趣。收在本书中的《纪弦：大节有亏的作家》，就属这类文章。

我不信评论文字只能说好话，一旦说出历史真相就是“诽谤”他人名誉，因而我没有听好心朋友的劝告，仍把批评纪弦的文字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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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

海峡两岸同声“炮轰”胡适

1948年秋天，当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时，解放区广播电台有专门关于胡适的一段播词，劝胡适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留在大陆会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胡适在北大校长办公室听了后既不激动，也不快乐，而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声：“他们要我吗？”看来他是不想留下了。果然不出所料，胡适坐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离开了北平，旋即从上海乘克里夫总统号轮于1949年4月6日前往美国，开始了他流亡的寓公生涯。

1954年，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运动，后来转向批判俞平伯的老师胡适。胡适由学界泰斗一下变成声名狼藉的人物，批判者称他为“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主义的敌人”。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成立了专门批胡的机构即周扬所称的“讨胡委员会”。在郭沫若“委员长”的领导下，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八辑约二百万字，另有别的出版社出的批胡著作有三十本，总计有三百万言之多。这些文章，在大陆没有一个人读完过，可胡适全部都看了，并在有些地方做些富于谐趣的批注。他曾想对大陆的批胡运动作一总答复，后因他新月时代的好友叶公超的劝阻而未写。对这种自上而下发动的批判，胡适将其看做是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和宣传方式。他一再和友人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胡适在这里承认自己的思想对马列主义有“抗毒”作用，这说明大陆开展的这场批判指导思想有对的一面，但这场把学术文化问题当作*并加以尖锐化的大批判十分粗暴，比如全盘否定胡适对五四运动的贡献和学术研究成就，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这场运动的发动者毛泽东早在1936年与斯诺会谈时，就谈到五四时胡适和陈独秀是他心中的“楷模”。就是5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