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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讨胡战役”过后，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也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自由主义者由于长期游离于左右翼之间以及政治与学术之间，故常常陷于两难境界，以致“猪八戒照镜子——两边都不是人”：正当海峡这边批胡高潮刚过去，海峡那头又掀起了一股批胡恶浪。

事情是这样引发的：以胡适任发行人的刊物《自由中国》，以西方的自由*精神为武器，对抗蒋介石的*统治。在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做七十大寿时，《自由中国》出版了别具用心的“祝寿专号”，上有胡适写的《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不要大权独揽而应发扬*，做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守法遵宪的“三无领袖”。胡适的挚友、该刊主编雷震写的文章，则要求官方彻底改革“国防”与“经济”。

胡适（2）

胡适这时尽管在海外，但他仍时刻关心着祖国大陆的思想文化状态。他在接受《台湾新生报》采访时，认为大陆在搞“百家争鸣”，开放思想自由。如果台湾不再“彻底实行言论自由”，那就不能“树立真正与共产党不同的模范省”。胡适还面劝蒋介石将国民党一分为二乃至一分为三，以便群众监督。胡适这些言论及《自由中国》所散布的彻底改革时政的主张，很快遭到国民党官方的迎头痛击。1956年12月蒋经国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以“周国光”名义发布绝密的第99号特种指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其中不点名批判胡适在“制造人民与政府对立，破坏团结，减损力量，执行分化政策……”其“目的在散播和推广个人自由主义思想，好叫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者的大师，由他领导来批评现实，批评时政，批评当政者，促进所谓政治进步，造成与自由*的英美国家一样。这是他不了解中国当前革命环境，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从不正面点名和使用“不了解”及“天真的妄想”词句看，国民党对胡适的攻击是有限度的。鉴于胡适过去与蒋介石私交不错，胡适流亡海外后又像过去一样从政治上支持国民党，故这次批起来火力不足，且只搞了半年就匆匆收场，与大陆的批胡运动相比，无论在声势还是在力度方面，均有一定的差距。

对来自海峡两边的隆隆“炮声”，胡适均处之泰然。从1925年起他就开始习惯被人骂，反而“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还不算老朽”。当大陆“大鸣大放”时，北京曾派人向美国的胡适带话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先生的思想。”胡适听后大笑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的确，一旦把胡适的思想批倒批臭时，其人格又怎么可能叫人尊重？

一再卷入*漩涡

国民党官方围剿《自由中国》的事件发生后，作为该刊后台老板的胡适，感到有责任回台湾处理好这一问题。更重要的是，六十七岁的胡适不想再长期飘零海外，而想叶落归根过几天清静的日子，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将未写完的《中国思想史》全部完成，然后再写一部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接着再写《中国白话文学史》的下册。

然而结束整整九年之久流亡生活的胡适，于1958年4月8日经旧金山回到台湾后，并没有过上闲云野鹤的生活。首先是心脏病不断发作，有时上医院远比上研究所多。其次是经济不宽裕。他原想在南港建一座小屋，备夫人江冬秀由美返台居住，可他的版税收入连付一所十五叠席房屋的押租都不够。夫人回台后，又增加了经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