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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嫂活到一九八〇年才去世，时年八十又二。一九七八年我因公回川，还见到她，后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他的孩子们而今全工作得很好，生活得很好，有的还离退休了。连孙儿女们也有了下一代，有的更远去国外攻读专业。他在旧社会未得实现的理想，新中国中他的孙儿女倒并不困难地就出了国。大哥如在九泉有知，也该会满意地笑了，会承认自己软弱，悔不该服下毒药为旧思想旧生活所迫害。岂不冤乎，悲乎？

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我和巴老的交往（1）

我的父亲是巴老的大哥。我是巴老的侄子。

一般人只知道巴老是四川人。四川人多是外省移民去的。我们李家的祖籍是浙江嘉兴，清朝嘉庆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一八年），巴老的高祖父李介庵入川定居。到巴老这辈，是入川的第五代；我这辈是第六代；我的两个小孙女则是第八代。

巴老诞生的时候，李家是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共三大房。我们这一大房以巴老的祖父李镛为首，他有五个儿子。巴老的父亲叫李道河，是长子。巴老的大哥即我的父亲，叫李尧枚。巴老的三哥叫李尧林，即翻译家李林。三哥是按大排行（李镛的子孙）叫的。巴老还有两个胞弟：一个叫李采臣，在银川；一个叫李济生，在上海。按大排行，巴老共有兄弟二十三人，姐妹十六人。最小的二十三弟、我的二十三叔，是我的高中的同班同学。四川人说：幺房出老辈子。

一九二三年，巴老与他的三哥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在阔别家乡十八年后，一九四一年巴老首次回成都。当时，原来的大家庭已经崩溃；加上日本侵略中国，在天津的三爸无法给成都老家寄钱，生活十分困难，我继祖母和母亲各自带子女回娘家居住。巴老回来，住在我们这个小家里。我十一岁，对巴老的印象不深，记得他常带我几个姐姐看电影，说我看不懂，给我钱买邮票，我从小喜欢集邮。一九四二年巴老第二次回家，住了四个多月，我和他同睡一张大床。白天，除上学外，我老在外面玩，连吃饭都要大人“捉拿归案”。巴老开玩笑说：“我给你改个名字，不叫李国辉（这是我的原名），叫李国飞好了。”当时，不少青年请巴老题字，我也拿了本子请他写。他毫没推辞，用毛笔给我写了四句话，即：“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我小时候对这四句话理解不深，最拥护的是“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因为我外祖母要我“有空就读书”。随着年龄增长才加深理解，这四句话影响了我一生，我还用它来教育子女和孙子辈。平常，我们家有这样一个传统：犯了错误，只要讲真话，可以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用我外孙的话，叫做“诚实就不挨打”，尽管我从来没有打过子女。至于我，“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无论靠边站、被夺权、关“牛棚”、被批斗、进干校，交待自己的问题或给别人写材料，我从没说过假话，并为此挨“造反派”打过。

从巴老一九四二年回成都起，他开始担负全家生活费用，并供给我和四姐上中学读书。为了节约开支，我们又和继祖母住在一起。直到一九五五年，巴老路过重庆，打电话找我，时隔十四年再得以相见。我那时二十六岁，以成人的资格开始与他交往。这以后的十年，无论我在重庆、成都和北京，巴老经常寄书给我，帮助我在藏书上“先富起来”。无论巴老来北京开会，或我去上海出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