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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能见面。巴老给我有五十多封信，这些信后来被“造反派”弄丢了。“文革”迫使我们中断联系达六年之久，直到一九七二年才重新通信联系。一九七三年春，我从北京回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利用只凭一张单程票就可报销来回车票的规定，悄悄绕道上海看望巴老。这次会面，除我与老伴暗中策划，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我突然到了巴老家，巴老喜出望外。根据以前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我宣称是来上海看眼病的，机关的同志都知道我有眼病。第二天一早即去医院看病，挂号证保存至今。

在上海只有三天时间，我又同巴老睡一张大床。巴老一九四二年回成都，我和巴老睡在一起。当时正是巴老创作最旺盛的时候。时隔三十年，我又和他睡在一起，他却碰到这样不公平的遭遇。我睡觉时打鼾，原想等巴老睡着了我再睡。可是他睡着以后，我却久久不能入眠。我在一篇短文中曾记叙当时的心情：“我深切期望他能摆脱这不幸的处境，但我自己也不知道那黑暗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次见面，我不敢深谈，但和巴老的心靠得很近，互相理解和信任。离开上海那天早上，天下大雨，巴老为我穿上雨衣，互道“保重”。我实在舍不得离开巴老，但又不能不按时回到那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淋着大雨去车站，满脸是水，有雨水，也有泪水。

我和巴老的交往（2）

作家李累看了我写的散文《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后说：“李致想见巴金，竟然像解放前国统区做地下工作一样，悄悄地相会；叔侄同睡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难道这仅仅是巴金与李致两人的遭遇吗？不！这个侧面，这个片段，反映了‘文革’中的中华民族的悲剧。”好不容易盼到粉碎“四人帮”，巴老在信上给我说：“‘四人帮’垮台我可以安心睡觉了。我得罪过张、姚，倘使他们不倒，总有一天会把我搞掉，这些‘人面东西’。”接着又盼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一期间，我和巴老有过多次见面和深夜长谈，互相抢着说话，直到九姑妈一再催促才上床。

八十年代后期，当巴老因为写《随想录》太疲倦，快到“心力衰竭”的时候，他曾希望我退下来帮他做点工作，例如整理他的日记、佚文、书信等等；在他不能工作的时候，代替他帮助王仰晨编好《全集》的后一部分。可是我又当选为省政协秘书长，以致巴老感到“现在这些都成为空想”，这也是我感到十分遗憾的。如果我久没去上海，巴老会惦记我。一九###年七月，巴老在给我的信上说：“我仍在医院，大约###月回家。回家后可能感到寂寞。……你有机会过上海时，可以找我谈谈，你可以理解我心上燃烧的火，它有时也发发光，一旦错过就完了。”这一生，巴老为我付出很多，我为巴老做得很少。我写过一篇名为《不知如何弥补》的散文，表示自己的内疚。从一九七二年起，巴老给我的信有二百五十多封，其中一百九十二封收入《巴金全集》。

我是巴老的侄子，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成长的。我喜欢读巴老的书，尊重他的人品。我信仰他的主张：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是索取。去年，有位记者问我巴金的侄子这个“身份”给我带来什么？我说“身份”不能带来什么，是巴老的文章和人品教育了我。如果一定要说“身份”带来什么，就是让我接受许多重复的采访，浪费一些时间；让我损失了不少照片，借出去收不回来。

巴老一贯重视做人，对此我有较深的感受。二十多年来，我在这方面写了一些散文和随笔。去年，为庆祝巴老百岁华诞，三联书店为我出了一本书，名为《我的四爸巴金》，汇集了我所写巴老的散文和日记。我心中的巴老，大多写在这本书上了。巴老不喜欢他的亲人写他，我们的小林、小棠至今没写过巴老，其实他们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