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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受更多更深。一九八一年，我用笔名写了巴老的第一篇短文（即《永远不能忘记的四句话》）。发表后，有一些报刊转载。上海的《儿童文学选刊》要我写作者简介，我怕“露馅”，不敢写。可是，在成都市少年儿童开展“向巴金爷爷学习”的活动中，一家报纸未与我商量刊载了全文，并把笔名换成本名，在姓名前还加上了我的职务。我大有被“曝光”之感，颇为尴尬。既如此，就豁出去了，反正我写的是事实，没有瞎吹，文责自负。以后干脆用本名写有关巴老的文章。幸好巴老知道这个过程，没有就此责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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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1）

巴老很看重做人。一九四一年，他教我“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事隔五十二年，一九九三年我去杭州看望巴老。临别前一天下午交谈，他第一句话就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巴老这句话，我当成家训，请人书写为横幅挂在墙上。

巴老对我，更多的是身教。我讲一些主要的感受：

一是巴老“即使饿死也不出卖灵魂”的骨气。我一九七三年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最使我吃惊的变化是：巴老满头白发。它印证了巴老在“文革”中，精神和肉体上所受到的迫害。给巴老加上各种罪名，在全市电视大会上批斗。十四卷《巴金文集》被打成“邪书”。巴老的家几度被抄，六、七间书房被封，全家人挤在楼下居住。小棠被下放到安徽农村当“知青”。稿费存款被冻结，只能领取生活费。我问巴老生活上有无困难？他说：“已经告诉姑妈，必要时可以像我早年在法国一样，只吃面包。”巴老的夫人萧珊在磨难中患癌症，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离开人世。我在照片上看见萧珊妈妈全身盖着白布床单，巴老穿一件短袖衬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着腰，低着头在哭泣。我突然感到自己也到了现场，和家人一起给萧珊妈妈告别。

这次见面，令我最宽慰的是：巴老身体健康，精神未垮。尽管我们不敢深谈，我能感受到他十分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他在家里翻译赫尔岑的书——明知无法出版，只为送给图书馆，供人参考。以后知道，巴老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黑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诅咒“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巴老当时平静从容的态度，表现了他“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也就是他重新提笔所写的第一篇文章所说：“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

二是巴老一生的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粉碎“四人帮”不久，巴老患帕金森氏症，几次骨折，举笔重千斤。巴老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一直坚持写作。我工作过的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四本《巴金近作》和《巴金选集》（十卷本），最后一本近作结集《讲真话的书》，包括了他重新提笔后的全部著作（共八十多万字），深知他所付出的心血。八十年代末，巴老曾对我说，在他做完工作以后就休息，好好地看武侠小说。可是，天知道何年何时才是他做完工作的时候？我多次劝巴老要把健康放在第一，而他一再强调：“如果不工作，生命就没有意义。”我们还为此辩论。我说“人有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他已做了很大的贡献，即使不能工作，他的“健在就是力量”。巴老似乎同意我的看法，说冰心健在对他就是力量，但他实际上仍像“春蚕”吐丝一样地工作，说自己“已死丝未尽”，编《全集》和《译文集》，艰辛地为此写跋。巴老甚至希望能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把全部感情献给他热爱的读者。当我六十岁快离开领导工作岗位时，他笑着对我说他“六十六岁才进‘五七’干校”。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启示和鼓励。

巴老是作家，完全靠稿酬养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