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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量地面部队官兵的英勇献身没能赢得民众的认可，对越南不断加深的幻灭感在美国引发了反主流文化的运动。

在东南亚事态恶化的同时，莫斯科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试图利用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人的敌意。这种敌意非常强烈，霍梅尼在1964年宣告：“我们要让美国总统知道，在伊朗人民眼中，他是最令人厌恶的人类。”与美国决裂的不仅有敌对派领袖、宗教人士和民粹主义煽动者，连邻国伊拉克的总统也开始称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商为吸血鬼。巴格达的主流媒体将西方形容为帝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干脆就是“犹太帝国复国主义者”。

尽管存在这些敌意的表述，但是该地区对西方的态度并不都是消极的。事实上，人们对美国和英国的憎恨，并不是因为它们插足了地中海以东国家的事务，也不是因为它们纵容了腐败统治者中饱私囊的行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全新局面的必然结果：一个被边缘化了若干个世纪的地区，正在因其地下蕴藏的自然资源以及居高不下的需求而再次兴起，于是，摆脱外部利益和势力约束的愿望和野心变得愈发强烈。然而讽刺的是，这也导致该地区成了一座新的战场，超级大国们在这里相互较量、寻找对方的弱点，从而展开了一场新的“大博弈”。

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很高兴能够获得优惠贷款以购买苏联的武器。莫斯科还派出高级顾问和技术人员协助它们建造军事基地，这些基地包括位于波斯湾的伊拉克乌姆卡斯尔（Umm　Qasr）深水港，以及六个军用机场。美国情报人员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基地将使得“苏联海军能够出现在印度洋”。

打造自身的联盟和关系网，这是莫斯科对抗美国计划的一部分。二战后，美国人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众多据点，以保障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安全，同时监视苏联的活动，甚至建造先发制人的进攻基地。现在，苏联人也在复制这一策略。60年代末，苏联在印度洋重新部署了军舰，以支援苏丹、也门和索马里，它们的革命党派在莫斯科的耐心扶植下已经取得了政权。苏联令人羡慕地获得了亚丁（Aden）、摩加迪沙（Mogadishu）和柏培拉（Berbera）等一系列据点，并因此拥有了封锁苏伊士运河入口的能力。这对美国政策制订者来说无疑是个噩梦。

中情局密切关注着苏联在整个印度洋（包括东非和波斯湾）的动向。后者正系统性地援助这一地区的渔业、农业和其他产业，包括训练渔民、更新港口设备，以及以极优惠的价格出售或出租渔船。作为回报，苏联被允许随意进出伊拉克、毛里求斯和索马里，并获得了亚丁和萨那（Sana？a）等港口的使用权。苏联在伊拉克和印度身上也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苏联在60年代向新德里提供了超过后者海外军事采购量四分之三的武器装备，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继续增加。这些出售的装备里有莫斯科最精密的武器，包括环礁（Atoll）导弹、冥河（Styx）导弹、米格…27和米格…29战斗机，以及最先进的驱逐舰。印度还得到了特别照顾，获准生产苏式军用飞机，而来自中国的同样的请求则遭到了拒绝。

该地区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如何左右逢源，这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在阿富汗，一个新造的词被用来形容让这两个超级大国都来支援自己的策略：bi…tarafi，字面上的意思是“不选边”，这成为了阿富汗外交政策的一个原则，试图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取得平衡。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在1973年出版的经典报告中所指出的，苏联和美国都为阿富汗军官提供了留学接受正规训练的机会，以便美苏可以与这些未来领导人联系和纽带，但当他们回国之后，就会交换各自所学的内容。这些被选中的军官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美国和苏联都不是各自宣传工具中所描绘的天堂。”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