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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还不够完善；如提名制度、确定候选人制度等；现有的选举制度在选举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行使；选举走过场、不尊重选民或代表意愿的现象；在个别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方面；目前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如个别地方还未能很好地处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民主党派、无党派著名人士的积极性还未充分地发挥出来；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著名人士还缺乏充分的沟通和理解。梁波：《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求实》2002年第5期，第47页。

在对待新阶层的参政问题上，政府也在理论上、实践上做了许多工作，如理论上认定企业家的合法劳动者地位、明确企业家的社会贡献，实践中吸引民营企业家入党、参加政府机构等，但是马上就出现了企业家的角色认识不清及红顶实业家、权钱交易的问题，政府如何摆正与中产阶层特别是新阶层的关系、如何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这需要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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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热情

在社会发展历程中，中产阶层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变数：保守或活跃、冷漠或激进、变革或革命、摇摆或坚定、破坏或建设、责任感或趋利性。把握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有必要分析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后卫问题和政治冷漠现象　。

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前卫、后卫问题

在决定中产阶层行动取向的社会情景中，特别需要强调现有政治秩序的灵活性。如果现有政治秩序可以与中产阶层产生良性互动，就可以削弱来自底层的压力，对阶层冲突起到缓冲作用。反之，如果政治秩序僵硬，没有为中产阶层的期望留下容纳空间，则很容易将中产阶层推到政治秩序的对立面，成为社会底层的同盟，变成了政治变迁的“　推动器”。

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其实是个历时空的问题，当中产阶层已经发展成为足够强大，它是任何暴力和暴政的天然敌人，会成为社会稳定器。否则中产阶层就是无足轻重的，谈不上维护政治稳定。亚里士多德也承认，如果要保持城邦稳定，“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亚里士多德，同前引书，第209页。而中产阶层的利益期望一旦没有得到了社会容纳，中产阶层可能扮演变革甚至革命的角色。所以，得出中产阶层维护政治稳定的结论，其分析往往是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

而且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中产阶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很大的结构变迁。马克思将中产阶层归纳为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其实那是欧洲一个世纪之前的旧中产阶层。米尔斯将旧中产阶层概括为“小企业家的世界”，而新中产阶层则是“　白领世界”，其构成复杂，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

如果说中产阶层有更多的理性，这种理性就体现为计算得失和自知之明。即使它有期望张力，在采取行动前也会比较审慎。在其力量单薄时，更加剧了这种谨慎态度。其他主要冲突阶层的实力对比，可以决定中产阶层偏向哪一边，这就是中产阶层被人诟病的摇摆性。同时，如果现有秩序的维持者力量足够强大，或力量对比并不清晰，或任何冲突一方的胜出都不会为其带来好处，中产阶层还可能采取观望的态度，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冷漠。张伟：《中产阶层与政治秩序》，《江汉论坛》2004年第1期，第7页。中产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姿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在早期欧洲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中产阶层获得的财产上的私有性、市场的自由性和政治的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