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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善

意出发，其实无此必要。

抗战时期，他已入川，上海却出版了好几种黄色下流的小说，伪托他的名字，

他恨得不得了。这几种小说，泛滥在沦陷区，华北、东北，都非常流行。抗战胜利

后，他回到北京，预备追究，而书已绝版，找不着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现在，

这些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倘若有人能给编一张“伪书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他正式从事著作小说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报》写《春明外史》起。那时，

他编一个副刊，一天写几百字小说，兼写杂文，还很从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报》

出版，他编两个副刊，一天写两篇小说，杂文照写，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

乎。后来，又兼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应该很忙了，朋友们却看不出，

只觉得他好像还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来，他同时编副刊、写几篇小说，他嘴里从

没有吐出一个“忙”字。他规定了每天上午是写作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约

稿太多，或者别有要事耽搁了，上午写不完，下午准得再写，非得完成事先订的计

划不可。他有坚强的毅力，严格的有纪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

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吧！

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脑子好像一台计算机，人物故事都储存在里面，

用到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支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

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

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日不用提纲的，这时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这一

部小说中的人物错到那一部，不至把这个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有几部

小说，事先言明，一稿两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区的报刊上，这就有必要复写，于

是改用了铅笔。案头常常放着四五支削好的、半长的铅笔头。磨磨笔尖，削两下软

木，既是休息，也是娱乐，而归结于构思。

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在各报上连载的作品，合计也不超过这

个数字，所以他能应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写那么多篇，头绪纷繁，纵有提

纲，也难免错乱，何以他能井井有条呢？其实，他每天只是写一篇，而不是同时写

那么多篇。今天这一篇，明天那一篇，轮流着写，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时也有

改变，但基本上写作数字是不变的。

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香港有个刊物，说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

写小说；有时电话来催，他就在牌桌上写。这是没有的事。他对打牌根本无兴趣，

既不会打，朋友也不带他打。说起来，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

没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连在一起，简直是笑话。

他所写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

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啼笑因缘》，背景是天桥，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凤

喜、关秀站以及沈三弦、关寿峰，就是从那里体验出来的。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

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

他岂肯向壁虚造说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

和我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