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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的欺骗，方然又觉得忍无可忍。他还是走进了杨柳居住地的法院。

又是一个意外：法院以杨柳有宣告死亡判决书在先为由，不予立案。

又是因为被宣告死亡，又是因为自己曾经当过“死人”，难道“复活”了也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吗？

方然觉得走投无路了。

而此时杨柳在做什么？她在自己新家的阳光房，半躺在贵妃榻上，浴着温柔的阳光，听着胎教音乐。

一个被宣告死亡的“活死人”（9）

“小柳，今天吃水果了吗？”

全家正在为迎接新的生命做着准备。

财神很眷顾这一对夫妇，丈夫在生意上又赚了一笔。他们在石景山有了新房——2004年，他们搬进了新房，法院的管辖权随之发生了变化。但这也给方然的官司带来了转机。

2004年4月，方然再次以重婚罪把杨柳告到北京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处杨柳的重婚罪，要求杨柳赔偿各项损失人民币10万元，同时判决杨柳的重婚婚姻无效。

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9。　物质不是婚姻的全部

因为杨柳有孕在身，石景山区法院把开庭日期推迟到杨柳产后一个月的2004年12月。

这是一场特殊的公开庭审，现场的气氛很伤感。产后的杨柳略显臃肿。如果罪名成立，她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诉讼双方的律师就杨柳是否构成重婚罪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杨柳的律师认为，杨柳再婚的时间，是法院作出宣告方然死亡判决之后，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的夫妻关系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杨柳完全有权利选择再婚。

案件的焦点在于，杨柳申请对方然宣告死亡的程序是否合法，以及这种做法是否存在恶意。

杨柳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从1996年起就和方然失去了联系。她说她看不到尽头，只有选择向法院申请宣告方然死亡。

而方然拿出了杨柳几年来写给自己的信，和自己从日本汇款给杨柳的凭据。这些信，曾是方然在异国艰难的黑工生涯的精神支柱；而这些寄往国内的血汗钱，现在却成了证明妻子犯重婚罪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至少在2000年9月，方然和杨柳还有密切的书信来往，这与法律要求的失去联系必须达到4年才可申请宣告利害关系人死亡的条款，有着太远的距离。

方然的律师提出，基于两个事实，杨柳构成了重婚罪：第一是被告杨柳恶意隐瞒原告方然与她一直保持联系的事实，向法院申请宣告方然死亡；第二是明知原告方然已经回国并且已经起诉与她离婚的情况下，仍然与他人结婚。

方然在法庭上对杨柳说：“杨柳，我永远都不会想到，我们的重逢会是在这样的场所。我曾经以为在东京打黑工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我万万没有想到，比这更加痛苦的，竟然是我为之苦苦奋斗了9年的婚姻。我付出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而你却无情地践踏了我的人格、我的人生……”

杨柳那双漠然的大眼睛终于流下了两行眼泪。那应该是内疚的泪吧，如果她的良知还没有完全泯灭。

但她始终没有对方然讲一句话。庭审结束，她仍是头也不回地走了。

2004年12月15日，北京石景山区法院作出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柳在与自诉人方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隐瞒多次收取方然汇款的事实，编造虚假事实和理由恶意申请宣告方然死亡。而且在得知方然已经回国的情况下，仍与他人登记结婚的行为已经构成重婚罪。法院一经审理判处杨柳拘役半年，缓刑一年，判决杨柳与第二任丈夫的婚姻无效。

杨柳仍然不服判决，再次提出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