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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猜他说什么？只说了一个字：“钱”。我也是气昏了！

柏杨：本来就是嘛！我没说错！贫贱夫妻百事哀。

问：你还写不写小说？

柏杨：没有时间写了。

问：你的历史感、社会使命感都很强烈。你在牢里看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也写了很多历史方面的书。你一向就有很重的历史感，是不是？

柏杨：我想每个人都会有历史感。所谓历史，就是故事嘛！

问：你还写杂文吗？去年还看到你的杂文。

张香华：自从他译《资治通鉴》之后，就没时间写了。

问：你怎么想到译《资治通鉴》的？

柏杨：我坐牢的时候就想到的。坐牢时候看《资治通鉴》，看不懂，真是看不懂。出来之后，一直想译成现代语文，但是件很困难的事。谁肯拿一笔钱出来，给你五年来译《资治通鉴》？所以拖了好几年。

问：你以前写杂文，经常需要和社会接触，挖掘问题，而且每天写。那种压力很大啊！

柏杨：是呀！没有压力，没有刺激，你就没反应了。

问：你是怎么找材料呢？

柏杨：社会上各种现象，没有一件不是材料，每天一千字，其实，很简单。有时候，我女儿佳佳趴在我头上，骑在我脖子上，我仍然能一面写。马克·吐温说：“人除了在讲台上以外，任何时间都在用脑筋。”我是除了写杂文期间，随时都在用脑筋。

问：每天都有材料可写吗？

柏杨：有时候，一个问题，可以连续写，写一个月。有时需要资料，请记者去跑嘛。譬如，谈到节育的问题，他们主张要生孩子；我批评他们。正好一个记者跑回来说：“给你个好消息！”他说大同中学有个工人生了十几个孩子，送给人几个，孩子还是养不起，家里很穷困。我说，好，再去访问，把整个资料给我！你说反对节育！在这种情况下，生了十三个孩子，工人一个月多少钱？几个孩子卖掉了，几个孩子生病，女人得了肠病，住医院没钱！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生两个好，还是生十三个好？有人在报纸上骂我，说“跟‘###’隔海唱和”。其实，那时候，大陆还没有推行节育。他们说：我们###，需要人，你现在要节育，阻碍###大业！反对国策！

问：简直就是超现实！

（谈话在笑声中结束）

写于1985年4月爱荷华

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1）

访问者聂华苓女士·整理者谭嘉先生

文载1985年6月7日纽约《华侨日报》

1984年11月，爱荷华电视台，跟两位中国作家做了一个访问，题目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这个访问以对话方式进行。由“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聂华苓女士提问，来自台湾的作家柏杨先生以及来自大陆的作家谌容女士作答，访问用中文进行，节目做好后，加上英文配音，在美国播映。

问：柏杨，我们在五十年代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们都刚开始写小说，我读了你那时候发表在《自由中国》上的小说，觉得你的小说是很有批判性的，写得非常好，也非常尖锐。可是你后来改写杂文了，你为什么不再写小说了呢？

柏杨：小说形式，更需要布局、更需要情节，我觉得它比较迂回一点；而杂文本身像匕首，甚至像炸弹一样，它的效果是直接的，会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有更大更快的帮助，所以我改写杂文。

问：那你现在还写杂文吗？

柏杨：已不写了。杂文主要谈的问题是社会问题，也可以说社会的病态，甚至是社会的阴暗面。我并不是因为坐牢而不写杂文，我出狱以后还写了五年之久的杂文。但是我逐渐发现中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