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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样翻新，销势经久不衰。

我从小怕虫子，怕发霉的东西。小时候，家里烧的是蜂窝煤。当我看到从蜂窝里钻出小蟑螂时，便立即停止洗碗等厨房作业，跑进房间再不肯出来。

上小学的时候，家里的桌子下面常囤积着白薯，我们有时蒸着吃，有时烤着吃，有时煮着吃。记得有一次，我钻到桌子下面去拿白薯，当手触到发霉的一个时，顿失言语，浑身发软。从此，研究霉，研究微生物的妈妈为我定了论：小帅永远成不了微生物学家。我很高兴在这个领域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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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理解（1）

有一位名叫木下彰的日本长者，幼年过着比当年的阿信还要赤贫的生活，睡铁板，盖草席，填不饱肚子，他如今已成了一名热衷于中日友好的企业家。

木下先生的年收入一亿几千万日元，可谓巨富，请客时多不看菜谱，只说“要最贵的”。

他很喜欢同中国人谈天说地，聊家常。一次，我跟他谈起了北京的父母。

母亲年轻的时候，膝盖的半月板做过手术，手术后过了一段时间的双拐生活。直到现在父亲还在向我和妹妹揭母亲的老底说：那个时候，你妈妈回家时，如果爸爸不在家，不能背她上楼，就会掉眼泪。

后来，母亲脱去了双拐，但是从此腿便对气候敏感起来，简直可以做天气预报。母亲腿疼，必是阴雨天；母亲腿不疼，必是艳阳天。

母亲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的北面，而我家住在中关村的南面，在全家四口人当中，母亲离家最远。但是去研究所食堂买馒头，到菜市场买菜都由母亲一个人承担着。我当时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去帮帮母亲？甚至母亲累了一天提着重重的菜兜回来以后，我也没有让母亲好好休息过。我常常是在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时才装模作样地打开书本。母亲一见我在好好念书就会去厨房任劳任怨地准备晚饭。在父母的厚爱下，我懂事很晚。

母亲一生也没有学会骑车。父亲曾下决心教会母亲，可是在中关村大操场练习了几周以后，母亲依然只会转圈而不会走直线，父亲投降了。母亲一生乘“11路”，走了不知多少路。

在我和妹妹都出嫁以后，一天父亲突然对我们姐妹俩说：“对两个女儿我已尽到了责任。过去你们两个一直是全家的重心，以后重心将变为妈妈。妈妈身体不好又辛苦了一辈子，养大了两个女儿，劳苦功高，爸爸要好好奖励奖励妈妈。”

“怎么奖励？”我和妹妹异口同声。

“给妈妈买一件在北京城最暖和的，可以遮住膝盖的高级皮大衣。”

好皮货毕竟价格昂贵，不是一下子可以办到的。父亲在一个大信封上用粗笔写下“妈妈大衣”四个字，每个月发工资时都会往里面放几张票子。我和妹妹也偷偷往里面放过，虽然父亲一再说：“不要你们的，你们把各自的小家庭管好比什么都强。”

也记不清究竟过了多久，那单薄的大信封终于丰满起来，里面已有厚厚的一沓。多少次看见父亲戴着老花镜坐在床上点那信封里的票子，有时还拿支红铅笔做记录。每次点完钱后，总能看到父亲微蹙眉头，自言自语地说：“还差一点。”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父亲又从写字台紧锁着的大抽屉里拿出那个大信封，上床盘腿坐好，“十块，二十块，……”不同往常地大声数起来，钞票一百元一沓地铺满了大床的一角。“有两千块了。妈妈的大衣钱够了。”父亲兴高采烈得像个孩子。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带着母亲进城了，直到很晚才兴冲冲地回来，手中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旅行包。

进门后，父亲吩咐我去给母亲倒水，而自己却急不可待地打开那个大旅行包。“快，穿上给女儿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