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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文字的声符。例如，苏美尔人必须用表意的楔形字符去书写与他们混居的阿卡德人和奴隶的名字以及阿卡德词汇。阿卡德语楔形文字虽然把一批表意符变成较为固定的音节符，并用它们拼写语言，但是文字中仍然大量使用苏美尔意符和限定阿卡德词义范畴的苏美尔偏旁部首，成为既用音节符拼写语音，又用语义符指示语义的混用文字。有些像日文的假名中夹杂汉字，但日文有专门的、不表意的声符号（假名），而阿卡德语没有发明单纯表音的符号，被当作音节使用的苏美尔字符有时还用来作词符，表示与它们的本来意义对应的阿卡德单词。

汉字有三个原因没有产生两河流域和埃及文字中比较固定、规范地使用的、数量有限的音节符。一是中华文明没有和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相交融，在本土内没有一个强大的外语民族借用汉字符去表达他们自己的语言，因而汉语在中国保留了古代表意文字的纯洁性。当日本人借用汉字后，我们发现如同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发展出音节符一样，中国文字在日本也发展出统一的、规范的音节符：平假名和片假名，它们比古代的音节符更规范而且和意符完全区别开来了。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是记录多数词都是三个音节或更多音节，而且语法功能复杂的塞姆—含语言的文字，而汉文字记录的汉语的特点是大多数词都是单音节词，被称为“连语”的双音节词是少数，三音节以上的词几乎没有，而且语法功能极其简单。因此，汉字似乎没有必要发明一些专用音节符去拼写多音节词。当然，最后一个原因可能和中国文明发展的相对封闭性有关。中国地理的自然封闭造成了中华文明脱离地中海的楔形文明、象形文明和古典文明而独立发展的历史现象，因而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的保守和自大的民族特性——简单化和改革祖宗发明的神圣文字的大胆改革似乎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和象形文字、楔形文字逐渐减少常用字符数量、发明音节符拼写词汇、由复杂难学向简单化的发展趋势完全相反，汉字的发展方向是大量地创造和使用字符并保持文字的复杂性：埃及文字和两河流域文字的常用字符约600至700，而汉字的常用符号多达4000。当一个音节用许多不同的汉字表示而又不被保守的、特权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太复杂而必须进行减少同音字符的改革时，统一的、简单的、数量少的音节符号当然就不会在中国出现了。

阿卡德语属塞姆语系东塞姆语支，和*语同属一个语系。公元前3千纪，讲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和语言独特的苏美尔人共同生活在南部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但文化比苏美尔人落后，从属于苏美尔人。目前最早发现的阿卡德语铭文属于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约前2700—前2400）。约公元前2300年，阿卡德城的塞姆语国王萨尔贡征服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各城邦，开始用苏美尔楔文符号书写塞姆语，这种早期塞姆语被称为“阿卡德语”。此后，阿卡德语和苏美尔语同为两河流域地区的通用语言和文字。到巴比伦第一王朝时，由于两河流域涌进了大批说塞姆语的阿摩利部落，阿卡德语言完全取代苏美尔语成为两河流域的通用语。公元2千纪后半叶，阿卡德文字成为近东各国书信往来中通用的外交语言文字。埃及法老和亚洲各国王们之间的通信都是用阿卡德文字写成的。阿卡德文字是借用苏美尔文符号写成的塞姆文，即借用苏美尔文的楔形符号表示阿卡德语的发音。由于语言特点各不同，表示苏美尔语音的楔形音节符号并不能完美地表达塞姆语的各种辅音，这使阿卡德文字不能十分精确地表达塞姆语的语言。有些符号同时表示几个近似的辅音音值，非母语者需要分析判断才能读出正确的词，阿卡德语言和文字后分成了南北两种方言：南方的巴比伦方言和北方的亚述方言。多达600至700个的常用阿卡德语音节和表义符给文字的学习者带来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