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4/5页)
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
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坏了。”
如此司马光,一生为官居家,人品皆无可挑剔,即使政治对手王安石也心悦诚服。《三朝名臣言行录》对他溢美之词,毫不吝啬,曰:“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
他在当时民间的威望更高。世人在谈到司马光时,都说“君实乃真正的脚踏实地人也。”崇宁初年,蔡京、蔡卞专权,借口复辟“王安石变法”,将当时反对变法的人士都列入“元祐奸党籍”,司马光名列榜首,宋徽宗亲自上书,召集工匠在全国各地刻石立碑。在长安,参与刻石的工匠常安民说:“我是愚蠢无知的小民,不懂得朝廷立碑的重大意义。但名单上的那些人,如司马相公之类,天下老百姓都说是忠良正直之人,而你们今天竟说是奸邪,我实在不忍心刻字!”
官吏大怒,喝斥他必须刻石,否则就是对抗圣上,死罪难逃!
常安民哭了,请求说:“既如此,我就刻吧!但请求不要把我的名字刻上碑上,以免后人以为我是罪人!”
在“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旋涡中,司马光也不可避免地卷了进去。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友谊和交恶、王安石变法的是是非非,自然是一言难尽。
司马光为何成了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拗相公”?这可能与他看到了变法的一些弊端有关,也与他保守耿介的性格有关。一则小故事足以说明他的性格为人。
嘉祐七年,仁宗赵祯率后妃、百官驾御宣德门看戏,看到半裸的女相扑士们闪亮登场、激情表演时,众人大乐,惟独司马光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司马光愤然不已,立即挥笔上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旁侍,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但是,这篇强烈呼吁严禁女子相扑的奏章,一旦送到仁宗皇帝那里,就象他那些反对变法的奏章到了神宗那里一样,仅仅“扑通”一声,就“杳然若投沙砾于沧海之中,莫有知其所终者”,令司马光非常伤心、失望。我想,赵祯大概瞥了一眼他的奏章,随即扔进垃圾箱,还坏笑了几声:“哼,禁你个鸟!朕要的就是这美女裸扑的效果,懒得理你!”
虽然司马光连连上疏,决心以丢官和效死来竭力议争,王安石变法还是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司马光不得已沉默下来,主动申请离开京城, 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的闲差,退居洛阳,一呆就是十年余。
这是他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他自幼成名,胸有大志,但宦海浮沉,而今已年过五旬,自觉一事无成,未免伤感叹息。《锦堂春》中,借抒发春光流逝之叹,来感叹自己的身世离愁,言词闲雅,哀伤含蓄,大概就作于此期:
红日迟迟,虚郎转影,槐阴迤逦西斜。
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
蝶尚不知春去,谩绕幽砌寻花。
奈猛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
始知青鬓无价,叹飘零官路,荏苒年华。
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
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
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政治上的失意,却成全了一个杰出的历史学者。司马光呕心励血编著的《资治通鉴》,是中 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被赞为“除《史记 》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可媲美的史著”。他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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