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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

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坏了。”

如此司马光，一生为官居家，人品皆无可挑剔，即使政治对手王安石也心悦诚服。《三朝名臣言行录》对他溢美之词，毫不吝啬，曰：“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

他在当时民间的威望更高。世人在谈到司马光时，都说“君实乃真正的脚踏实地人也。”崇宁初年，蔡京、蔡卞专权，借口复辟“王安石变法”，将当时反对变法的人士都列入“元祐奸党籍”，司马光名列榜首，宋徽宗亲自上书，召集工匠在全国各地刻石立碑。在长安，参与刻石的工匠常安民说：“我是愚蠢无知的小民，不懂得朝廷立碑的重大意义。但名单上的那些人，如司马相公之类，天下老百姓都说是忠良正直之人，而你们今天竟说是奸邪，我实在不忍心刻字！”

官吏大怒，喝斥他必须刻石，否则就是对抗圣上，死罪难逃！

常安民哭了，请求说：“既如此，我就刻吧！但请求不要把我的名字刻上碑上，以免后人以为我是罪人！”

在“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旋涡中，司马光也不可避免地卷了进去。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友谊和交恶、王安石变法的是是非非，自然是一言难尽。

司马光为何成了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拗相公”？这可能与他看到了变法的一些弊端有关，也与他保守耿介的性格有关。一则小故事足以说明他的性格为人。

嘉祐七年，仁宗赵祯率后妃、百官驾御宣德门看戏，看到半裸的女相扑士们闪亮登场、激情表演时，众人大乐，惟独司马光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司马光愤然不已，立即挥笔上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旁侍，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但是，这篇强烈呼吁严禁女子相扑的奏章，一旦送到仁宗皇帝那里，就象他那些反对变法的奏章到了神宗那里一样，仅仅“扑通”一声，就“杳然若投沙砾于沧海之中，莫有知其所终者”，令司马光非常伤心、失望。我想，赵祯大概瞥了一眼他的奏章，随即扔进垃圾箱，还坏笑了几声：“哼，禁你个鸟！朕要的就是这美女裸扑的效果，懒得理你！”

虽然司马光连连上疏，决心以丢官和效死来竭力议争，王安石变法还是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司马光不得已沉默下来，主动申请离开京城，　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的闲差，退居洛阳，一呆就是十年余。

这是他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他自幼成名，胸有大志，但宦海浮沉，而今已年过五旬，自觉一事无成，未免伤感叹息。《锦堂春》中，借抒发春光流逝之叹，来感叹自己的身世离愁，言词闲雅，哀伤含蓄，大概就作于此期：

红日迟迟，虚郎转影，槐阴迤逦西斜。

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

蝶尚不知春去，谩绕幽砌寻花。

奈猛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

始知青鬓无价，叹飘零官路，荏苒年华。

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

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

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政治上的失意，却成全了一个杰出的历史学者。司马光呕心励血编著的《资治通鉴》，是中　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被赞为“除《史记　》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可媲美的史著”。他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