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第3/5页)

我第八次看手表时，已经六点过十五分。餐馆的规定是十五分钟的迟到就罚一小时工钱。一小时是五元钱。离还清房租的目标，我又增添了五元钱的渺茫。�

星期三半夜我从餐馆回到牧师家里，看见我卧室门口放着一个信封，上面是安德烈的笔迹。我抬起信封，感觉它的分量，一张机票的分量。

星期五我上完五点的课就直接去了机场。飞机还有五个小时起飞，我早早地到这里是因为怕餐馆打烊后我必须乘计程车到地铁站，以免独自赶十五分钟夜路。那不是一般的夜路，据说那段路平均十米就站着或卧着一个醉鬼或乞丐。偶尔一次我独自走那段路去机场，一辆警车在我身后停下，邀请我坐进去，里面两个警察见了我就发脾气，说正是我这样的冒失者让他们操心过度，又说上月他们刚逮住个小子，朝女士亮两腿间的家伙，像我这样的亚洲女人也敢走如此夜路，简直是存心给他们添乱。所以我跟一个女工友调换了工时，一出学校就直奔地铁站。我有足够的时间在机场消磨。我走过一家家饭店，眼睛瞟过每个门口的菜单和价钱，心想，六块九角九一份的特价晚餐，你们去敲其他人的竹杠吧。我没有发现任何一家餐馆有我看得上的价位，便走进了书店。

书店的女售货员正在打电话。我走到一个书架前，按字母顺序找到了我下堂课要用的两本书。书店一共有七个顾客，其中三个挤在新书摊子前，翻的都是同一本书：《来自火星的男人与来自金星的女人》。第八个顾客晃进来，售货员小姐把电话从下巴与肩膀间取下，请那人把手里的饮料搁在门外，再来碰她的书。我朝反光镜里看一眼，发现我不在它的画面里。我翻了一页书。嫌光线不对，又朝右侧挪两步。这样书架把我完全挡严实了。我扭扭肩膀，活动一番脖颈，任何人看都会以为我读书读累了筋骨。在扭动脖颈的过程中，我看见四个角落空空荡荡，并没有摄像机监视我。书店里一般不设监视装置，大概因为美国人的阅读水平逐年下降，书店对书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果真有人热爱阅读而不惜冒险做三只手，他们有点儿损失也认了。这将是不小的代价：警方会拘留，会记录下一个坏名声，移民局会根据这个坏名声取消移民资格。

我把一本书塞进羽绒服口袋。心里相当矛盾：要不要再来一本？那一本比这一本还厚，还是见好就收吧。售货员小姐已放了电话，帮一位顾客到我身后的书架上找书来了。我不再多想，把第二本书塞进另一个口袋。白色尼龙绸的滑溜程度相当帮忙，书滑进去一点儿障碍都没有。我抬起头，突然发现售货员小姐一双大黑眼珠正瞪着我。她说：需要帮忙吗？我想她可真够损的，什么节骨眼儿上还逗我玩——要捉要拿直接来嘛。她笑了说：不懂英文？我也笑笑。不笑怎么办？她说：你是日本人？中国人？……越南人？我心里说：随便吧。她再次莞尔一笑：我们这儿只有英文书，抱歉。她接下去又说了两句什么，这个笑容谦恭的印度姑娘。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然后我走进厕所，进人马桶隔间，别上门。我穿着裤子坐在马桶圈上，等待心跳平息。饥饿这时猛烈向我袭来。我得好好坐一会儿，定定神。我坐在马桶上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本书，第二本却怎么也掏不出来。我奇怪当时是怎么把它搁进去的，搁得那么顺手。

我乘的是一点钟的“红眼睛”班机，是机票最廉的一个航班。到达华盛顿是早晨四点半。机舱市道口孤零零站着安德烈，手上拿一枝孤零零的红玫瑰。是从投币售花机买的玫瑰，十元一枝。他还是刚被闹钟击醒的脸，看见甬道走出的我猛地又清醒几分。我眼睛发红，一看就缺吃缺睡。安德烈判断着，笑嘻嘻问我：不好玩吧？我知道他指什么。

他搂着我的双肩，眼睛机敏，向四周扫一圈。机场空旷得像个荒诞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