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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皇认为，苏雪林反对鲁迅，“是感情用事的‘反鲁’，谩骂式的‘反鲁’，不是有理性的‘反鲁’，没有说‘平实话’，以至完全落了空，甚至还有反效果”。这就是说，刘心皇和苏雪林同属“反鲁”营垒，所不同的是刘心皇认为“反鲁”不应用世俗的方式，应讲求学理，这样才能像过去的新月派的“反鲁”那样有力量，才能像“民族文艺运动”的“反鲁”那样有效果，才能似“文艺自由论辩”时那样取得社会力量的同情。其次，刘心皇认为苏雪林除“反鲁”方法不高明外，“反鲁”的时间也落后——在鲁迅死了后才反，在他生前不敢反，远不如下列仍健在台湾的“反鲁”英雄：如新月派代表人物梁实秋，《文艺月刊》主编王平陵，《现代》主持人之一苏汶（杜衡），“文艺自由论辩”的主将胡秋原。再次，刘心皇认为苏雪林在“说谎”，她并非“一贯反鲁”。证据之一是苏雪林远在1929年元旦在《真美善》月刊上发表过《烦闷的时候》（署名绿漪），自招“很爱引用”鲁迅的文章，而且“这几年来写信给朋友”时，“也总是引用鲁迅的话”。今查苏雪林的文章，她引用鲁迅的话并不涉及政治，所引的是“烦闷恰似大毒蛇缠住我的灵魂”一类的比喻，且用来说明苏雪林自己烦闷的心情。刘心皇挖空心思用此材料证明苏雪林政治上的“拥鲁”由来已久，显然论点与论据不符。因此他给对方扣上“欺世大师”的帽子，也够吓人的了。刘心皇抛出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苏雪林在鲁迅“左倾后四年零八个月”即1934年发表了长达一万五千三百字的“拥鲁”文章：《〈阿Q正传〉及鲁迅的写作艺术》13。此文称仅《呐喊》、《彷徨》这两本书，“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尤其称赞《阿Q正传》“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博得不少国际的光荣”。又揄扬鲁迅小说“用笔的深刻冷隽”、“句法的简洁峭拔”、“体裁的新颖独到”。其实，这里讲的都是艺术性，而非政治态度问题。可在形而上学猖獗的刘心皇看来，“反鲁”就得一反到底：从政治到艺术，从人品到文品，从立场到技巧。其实，不用非此即彼的逻辑判断看，“反鲁”的人不一定会从头反到脚，并可能喜欢《阿Q正传》，也可能引用鲁迅的某些警句，称赞鲁迅的语言为“标准的白话”。可在*的日子里，“拥鲁”就意味着“拥共”，因而许多作家哪怕喜欢阿Q这个人物形象，也得赶紧划清界限，声明自己根本不喜欢甚至没读过鲁迅作品。难怪苏雪林对这件往事讳莫如深，待被“检举”后不得不在《为〈国闻周报〉旧账敬答寒爵先生》中解释说，她是从艺术角度赞扬鲁迅的，“我所反对的是鲁迅的为人及其杂文所引起的恶劣影响。对《阿Q正传》，我直到于今还说他写得很不错”。14这是一种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　想看书来

苏雪林（3）

苏雪林以死呼救

“文坛往事辨伪案”的第二个“伪”是指苏雪林借悼胡适之名美化自己，甚至说大陆50年代前期动员了所有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写了三百万言的批胡文章，皆“导源于那一回我的反鲁事件。我这只火老鸦，带累了胡先生遭了一场回禄之灾，至今余焰犹燃，并且愈烧愈炽。我真对不住胡先生呀”。这显然是借名人抬高自己。其实，大陆清算胡适思想，首先是因为他在政治上不离国民党。其次是他在学术思想上从实验主义出发，提倡以考证取代研究；又倡导整理国故，以此为武器去“抵抗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压根儿与苏雪林的“反鲁”事件沾不上边。要说是因谁而引起，也是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引起。这就难怪刘心皇在《欺世“大师”——与苏雪林女士“话”文坛“往事”》中指苏氏的七篇“悼胡”文章，“完全是‘扬己’的，而‘悼胡’仅属于陪衬地位，这真是‘攀胡’的杰作”。15

寒爵、刘心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