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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十五万石，超过了以后的定额；广东在六年八月以前两年之中，积储几至三百万石；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甘肃、福建、湖北、四川、广西、江苏等省，在这一期间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30＇

除平粜外，这一时期用于赈济的粮食数量也很难统计。据时人说，从前只有重大灾害，才由政府加以赈恤，小灾则由民间互相调济，自己解决，从未有过“每岁赈恤之事”，＇31＇可见这一部分用粮也有显著的增加。特别是乾隆七—八年，发生了严重的灾荒。乾隆七年，灾害主要发生在两江即江苏、安徽的北部诸府，政府动用本色仓米二百四十万石（另动用白银七百六十万两）；＇32＇乾隆八年，灾荒发生在更多省份，据不完全统计，直隶共赈米一百五十余万石，＇33＇江西赈五十五万石。＇34＇这一情况造成了乾隆七、八两年全国仓储额的显著下降（统计数中乾隆八年数与七年数同，显悉照抄）。无疑，在这两年之中，仓粮有着远远超出年终统计升降幅度的大规模支出，它对于政府的增储计划，显然有不利影响。

乾隆初年，对于仓谷平粜，谕令“多减价值”；初定熟年每石照市价减银五分，歉岁减银一钱，令酌量再减。＇35＇平粜时一般定例北方粜三存七，南方粜五留五，原为出陈易新，以防霉变，亦使青黄不接之时，得以接济民间，著荒歉之时，减价多粜，勿拘粜三成例。＇36＇各省出借仓谷，秋后归还，向有每石加息一斗之例，著歉收之年，勿令加息。＇37＇对地方官不敢越额平粜，谕：“平粜仓谷已符额数之言，甚属不经，是岂保赤之心哉！且国家设常平社仓，所为何事？”＇38＇致使乾隆三年，已有今“输纳不益于前，而赈粜几倍于旧”的说法。＇39＇至于赈济饥馑灾伤，乾隆一朝更是“百计区划”，“一赈再赈，以安全之”，＇40＇常常不吝费用，破格蠲赈。如定赈灾日给每口米数，在“正赈”外增设“加赈”诸项，于旧例只赈秋灾外，增赈夏灾，谕：“如果应行赈济，即于常例之外，多用帑金，朕亦无所吝惜”。＇41＇州县散赈，旧例稽其田亩，给与农夫，改为阖属贫民，均行赈济。＇42＇并将前朝经常使用的银赈方式，多改为赈济实物米谷，谕：“此系朕本意”，督抚总以银米兼施为便，“此朕所不解”。＇43＇清代康熙年间，截漕二百四十万石，雍正年间约二百九十万石，而乾隆头二十二年，即已截漕一千三百余万石。＇44＇谕：“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45＇

由于这一系列原因，乾隆八年清廷曾一度命令停止增贮。但不久之后，采买、捐监以次恢复＇46＇。复谕：“务期多得米粮”，“不必拘拘较量锱珠”，并更定了各省常平储额（调整为四千八百余万石）＇47＇。以至乾隆十年年终，全国仓储数量达到三五零零万石，较八年终增加了六百万石（实际增加当远不止此）。这都表明，乾隆初年仓储的增加，并非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而是在每年同时大量赈粜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数额的，其数量远超出年终造报数字。例如，在几个受灾严重的省份，不久之后，仓粮即有迅速的补充，如乾隆十年直隶已较定额多出四十万石，江西也买补足额，江苏到乾隆十三年亦与定额相差无多。＇48＇这样，在乾隆十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全国仓储年终数额便一直保持在三千一百至三千五百万石之间。如果把乾隆六年以前算做第一个，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增补高潮。

乾隆初年的粮政努力，是实现“回向三代”理想目标的一个具体措施，也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古代实行“井田制度”，按《周礼》的解释，于每家有田一份之外，还有所谓“保息”等救济制度，＇49＇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而“遗人”一职，专掌施惠、恤养、赈济之事，更直接与粮政与赋役的均平有关。＇50＇清代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