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 (第3/5页)

。而且，正如他所说的：有治人无治法，惟在卿等大吏与司道府县各员，竭力奉行，因时制宜。＇11＇舍尽力而为之外，并无其他更好的方法。在昔日仓粮较少的情况下，这可能不难应付，在仓储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事情就不会这么简单了。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注定了日后粮政努力的最终失败。＇12＇

随后发现，捐监的成绩并不理想，实际上大量的仓粮还是采买来的。政府采买遇到的最大难题，正是粮食交易的定价问题。清代实行轻赋与永不加赋的原则，因而预算是固定的，在总收入固定的同时，各类开支项目及款数一经确定，也历数百年不再变动，而不复能随物价的变动而加以增减。但粮价却不能使之不变，特别是经过雍正年间的相对平稳之后，乾隆年间，出现了长时间的“（微）通货膨胀”。此外，“官谷”与“市谷”相较，必须干园洁净、斗斛较满，也对价格不无影响。因此派购、勒买，弊端百出，成为仓粮买补中的常见问题，官府购买几乎成了低价强购。

仓谷粜价不敷籴买、以致赔累，是仓粮买补的最大障碍之一，针对这些现象，乾隆元年，饬督抚筹划籴粜便民之策，禁止派买。＇13＇二年命筹常平仓出粜买补之法，不许短发价值。＇14＇并决定买补若遇价贵，“准动存公银两”，照依时价，“据实报销”；＇15＇改变州县“俱于本地采办”的“向例”，为向邻封价贱处购买；＇16＇仓粮运脚，亦准报销。＇17＇但都不像表面看来那样容易解决。

为加强仓储，乾隆初年，御史陈其凝曾请将田赋照时价输谷；＇18＇都统布兰泰请于直隶、山西边外地亩“改折本色”，以筹边方积储；＇19＇七年，漕运总督顾琮请将两江来岁田赋额征（五百余万两），悉征本色；＇20＇八年，鸿胪寺卿梅瑴成请将漕粮已改折者暂征本色；＇21＇江西巡抚陈宏谋请于捐监无人、难于采买之处，“以谷代银”交纳田赋。＇22＇这些建议虽大部未被采纳，但仍被多次提出，并经过反复“筹量”，显见决非偶然。

为防止谷贱伤农，政府还多次提出敞开收购余粮的政策想法。乾隆二年，陕西暂禁商贩，饬各州县“照依时价采买”；＇23＇三年，令山东、河南，贸易之余，再有余粮，地方官动支库帑，照时价籴买；＇24＇四年，江南为防价贱伤农、商民囤积及贩卖出境，请准“不必拘定数目”，照市价收买存仓（价昂即止）。＇25＇甘肃亦于元年、七年数度“不拘原数广买”余粮存仓储备。＇26＇

为此，清政府还提出鼓励生产，限制种植烟草等作物，禁酒＇27＇，禁止遏籴，禁止囤积，开米禁，免粮税，以及完善粮价呈报制度和建立人口统计制度＇28＇，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到乾隆六年，随着清代第一次全国人口数字的造报，全国常平仓谷的存储数字也同时报送上来。＇29＇

图3　乾隆初年常平仓储数量

如果说雍正间全国实际储量不过一千数百万石，现在它已有了很大的增加，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常平仓储数量达到三千一百七十万石，加上其他各类仓粮数百万石，估计较雍正年间已增加了二千万石。这些数字仅是年终统计，并不能完全表示出一年中倒底有多少粮食出仓入仓（流量），而只表示着一年中仓粮出入所余的净值（存量），就好象我们仅从每年的年终人口统计中，是不可能了解到当年的净出生人口一样。赈粜的数量在乾隆初年更有了成倍的增加，仅以平粜而论，每年循例出陈易新，即须平粜仓粮三分之一以上（北方粜三余七，南方粜五余五）。这些表明，乾隆初短短几年时间之内仓储增加的成就，当已极为可观。如从分省情况来看，直隶乾隆二年七月只储一百四十万石，六年九月已有二百万石左右，与定额所差无几；山西元年正月常平无多，六年八月已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