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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人对她说：这阵就哭！怕还有不够你哭的！她便不哭了。刘部长说：走。于是我就被他们押着走了。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的田野，很多很大的星星。星星的出现不是为了照耀，而是为了显现古老印记。是的。虫子在不远不近的地方鸣叫，我仔细地听着这些虫鸣，觉得如此这般地在夏夜的田野上走动十分快乐。因为这种快乐，我至今不能确定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忍心破坏在星星和虫鸣间行走的安谧，没有对刘部长等人提任何问题。那时间我为某种超越人世的情感而淡忘了世间的角色，所以那时间我把那些抓捕我的人都当做了朋友。

我们走到公社所在地，从一盏六十瓦白炽灯照着的门口进去。到了公社的一间临时羁押室门口，他们要我交出身上的所有东西。我交了手表、钱包，刘部长很有经验地要我解下腰带，我明白他怕我自杀，忙说：放心，我不会。灯光的照耀下，我看清了刘部长带来的几个人是成都来的知青，因为水土尚有些不服，他们脸上的青春痘更多了。其中有一个是女的，她脸用力地严肃着，因而冒着虚汗。我看着羁押室里靠墙摆着一张钢丝床，便径直走去，倒头便睡。我想他们应该理解，这对于一个凌晨三点被吵醒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天一大早，有人重重地开门，把我惊醒。昨夜参与逮捕的女知青给我送来一碗粥和两个馒头。我看了她很久才看出她清秀的脸自打一进门起就铁青着。看清这一点让我吃了一惊，后来我恍然大悟：我是个囚犯，而铁青着脸对她来说是一种职责。于是我开始担忧自己的命运，虽然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安宁过，但这次命运如此直截了当地改变我睡觉的地方的事还是第一次。我嚼着馒头，小心地问她：同志，为什么抓我？她说：同志？谁跟你是同志！不准你污蔑这个词！她踢掉我手里盛粥的饭盒，破口大骂：反革命！死不悔改的反革命！竟敢污蔑这个词！

校党支部书记来的时候，我的脑袋里还在嗡嗡地响。我怀着痛苦问他：张书记，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我是反革命？张书记的脸上浮现出嫌恶的神色来，我不再说话。他面带嫌恶地说：我后悔介绍你入党，我后悔没有早看清你险恶的嘴脸！如果你还念点旧情，就忘掉我曾经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快到十点的时候，刘部长带着另外四个人持枪站在门口。女知青不知什么时候也拿了支枪端在手上，此时她连忙训练有素地将步枪嚓地背上肩，朝刘部长敬了个礼，然后朝前迈出一步。她的这些动作让我感到好奇，想了一会儿才明白她是在完成押解犯人的仪式。当然，犯人就是我。我已经大体明白自己的处境，现在我要加倍注意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而他们似乎不能容忍我里面潜藏着一个超然的观察者，所以用很粗的绳子把我绑得很痛，并在我头上扣了顶近三尺高的纸帽。我扭了扭头想看清纸帽上写的是什么，女知青便打了我一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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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李哥　2（3）

他们把我押到学校操场，操场上已经集合了公社政府、学校、供销社、卫生站、收购站的职工，还有不少农民和学生。他们一见到我便挤过来围观，刘部长他们不由自主地迈开了正步。操场的一头是插着旗杆的三层水泥台，另一头并排放着两张课桌，我被押着走向课桌。有人说：干吗给反革命分子两张桌子！于是有两个学生便跑去抬走了一张。我费力地爬到桌上站定时，看见小马孤独而绝望地站在人群里。

张书记问我：赖彦明，转身看看，认得墙上的字吗？我转过身，看着自己用排笔写在围墙上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一排大字。张书记大声追问：认得吗？这时候其他人都凝声静气，我想他们是在等待我的回答，便说：认得。张书记问：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写的。人群传出恍然大悟的喝的一声。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