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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接待我的小姐眉头紧皱，悄悄地把我叫出办公室，两眼直直地望着我，认认真真地说：“你和我讲话的时候，为什么一直在笑？你不知道这样很失礼吗？”

我平生第一次知道，笑是可能伤害别人的。

我一直以为一张带着笑的容颜，一颗带着笑的心灵是可以和整个人类、大自然乃至无限的宇宙圆融的，是我与人，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桥。我好委屈。一瞬间，我的笑容被满面的泪水洗净了。

后来，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介绍日本与其他几个国家护照上照片的表情，证明日本人护照上的照片是最缺少微笑的。在这里，开怀的欢笑应该留给自己，当面对他人时，需要罩上一块毛玻璃，让笑含蓄起来。

日本的地铁像神经网络一样四通八达。瞧，车厢里面的日本小姐，她们的穿着是多么入时，秀发是多么飘逸。可你再观察一下她们的表情，是何等的木木然。她们醒着？睡着？高兴着？苦痛着？不得而知。

在我眼里，日本职员的个性整整齐齐的。就像大工业生产的产物。小姐们的表情似乎也是批量生产的产品，近乎一个模子。那一对对不会说话、不会传神、散了焦的眼睛，哪里还是什么心灵的窗口，最多是两块毛玻璃。透过这两块毛玻璃，你可以隐隐约约地望见，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也飘忽着红红绿绿的色彩，但你永远也看不清。

在我的笑容里，从此有了理性的加入：如果欢乐只属于我，我不必对着别人笑，如果欢乐属于对方或我们的共有，我可以适当地笑，但依然要适度，要含蓄，不要笑得太舒畅。

不来日本，我怎么会知道在这里连表情都需要设计？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正当我开始努力把握自己的笑时，却又知道了在日本，哭同样艰难。

我有一个名叫藤田的日本朋友，当初还是一个少女。她总是向我提起她的父亲。在很多日本家庭中，父亲被称为“送工资的陌生人”，他们在孩子们梦醒前走，在孩子们梦深时归。他们的时间，他们的精力，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尖尖地描向一点：工作。只要有一丝的偏离便不再找得到生活的价值。而藤田说她的父亲是一个觉醒的父亲，是一个热爱家庭的父亲。

可惜，他早早地去了，才四十八岁。他说好要在那个金秋带女儿去北京登长城的。父亲没有对女儿信守诺言，平生第一次。

我被邀请参加遗体告别式。我深知藤田和父亲之间的父女情结，我深知藤田的心中塌了一片天，陷了一片地。我在心中酝酿了一大堆安慰的话，缓缓步入告别式大厅。

只见藤田正和妈妈、妹妹一起向来访者一一致谢，没有一滴眼泪，有的只是投向大家的频频致意和淡淡的微笑。这时，我的心头掀起一股巨大的悲哀，禁不住上前将藤田紧紧地搂在怀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一定到北京来玩，我领你登长城”。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沾湿了她那束紧的长发。我这泪不为她的亡父而流，而是为她，为她不能在父亲的棺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你为什么小小年纪竟要把巨大的悲痛全部扣压在心底？

一个毛玻璃世界（2）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在日本属于自己的悲痛是不该辐射给大家的，自己的悲痛要自己收好，不要丢在外面。即使是最最亲爱的人永去无归了，你也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哪怕只是情绪上的。�

日本啊日本，在你的怀抱里，为什么连欢笑与眼泪都不能任性？为什么要让人们真实的笑与真实的哭统统躲在一面毛玻璃后进行呢？

困惑的礼仪

来日不久，就赶上了梅雨季。牛毛雨像帘子似的总是挂在窗前。老天爷成天到晚地哭，日本岛就像一个巨大的盆，虔诚地接着每一滴天泪。

一个雨天，我向校园走去，撑起一把小花伞。它遮住了头顶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