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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打麦场，统一碾场，夜晚，把麦粒堆放成上小下大的矩形，盖上木印，防止偷盗。偷盗盖上了大印的小麦，是要被判刑枪毙的，谁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社员们有别的办法，一些人走进打麦场的时候，就会穿着比较大的鞋子，在麦粒还没有盖印的时候，他们边干活边把双脚踩在麦粒堆上，这样，鞋子里就会灌上一些麦粒，顺着脚面滑到脚底。然后，他们踩着装着麦粒的布鞋，忍受着硌脚的痛苦，面容上还要装着很平静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后，将鞋子里的麦粒倒出来，会有半斤重，而这半斤麦粒，可以蒸两个馒头。

父亲在站岗的时候，看到有人走路的姿势不自然，神色也不自然，父亲知道他们的鞋子里肯定有麦粒，但是父亲没有声张，那时候的社员都穷得叮当响，父亲不忍心当场抓住他们。这几个社员走过去后，突然，福海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闪出来了，福海妈像猛兽一样扑过去，从他们的脚上摘下鞋子，每个鞋子里都有麦粒。

福海妈举着这样的鞋子，像举着一面面胜利的旗帜，她义正词严又歇斯底里地质问父亲：“这是什么？你是怎么站岗的？你这样的人能当解放军吗？让你给社会主义站岗，你能把美帝国主义，把苏联修正主义全部放进来。多亏我抓住了你，不然，你就会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父亲不但没有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成为了农村的专政对象，每逢开会的时候，父亲就会和那几个偷了麦子的人站在台子上，作为反面教材遭受批判。

此后，父亲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做农民。

那一年，我们这里的军人都去当汽车兵。全大队去了两个人，一个留在了部队里，做汽车教员；一个转业回来了，在一个政府部门开小车。

母亲在房檐下织布，织布机噼啪响着；姨娘们在织布机边纺线，纺车嗡嗡地叫着，这声音曾经非常熟悉，让我仿佛回到了童年。那时候，我夜晚临睡前，总能看到母亲在摇动纺车，母亲的身影被昏暗的煤油灯光照在墙壁上，显得非常高大。母亲右手摇动着纺车，左手抽动着捻子，仿佛在舞蹈一样。经常地，我夜半醒来，还能看到母亲在纺线。而天亮后，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母亲扛着锄头去下地。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和姨娘们织布纺线，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温馨而古老的劳动场景。来自南方服装厂的成衣异常便宜，春夏秋冬，款式新颖，合体漂亮，尽管有些衣服可能就是带着各种病菌，从沿海运来的洋垃圾，但是，西北农民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这些衣服很便宜，而便宜是他们选择衣服的最重要的标准。

土布衣服，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深处。

我曾经专门问过母亲土布是如何制作的，母亲这一辈人，是至今还掌握着土布工艺技术的最后一批人。这些年，多少老行当唱着凄凉的挽歌，在无人问津中无奈消失：铁匠、木匠、瓦匠、泥水匠、裱煳匠、箍桶匠、补锅匠、剃头匠、磨刀匠……还有陶工、修钢笔的、货郎担子、弹棉花的、卖爆米花的、流动照相的……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接姑娘，请女婿，就是不让冬冬去。不让去，也得去，骑着小车赶上去。”这首儿歌名字叫做《拉大锯》，还有一个外表黄色的谜语也是说拉大锯的：“两人对着干，围着一条线，干得满头汗，脱了衣服干。”后来的儿童们，再也听不到这首儿歌了，即使听到了，也会懵懂不知，莫名其妙。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去打毛铁。”这首儿歌说的是“铁匠”。后来的孩子一定会问，剪刀怎么就能打出来？什么叫做毛铁？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阅读到这首古诗的孩子们，不知道描写的是陶工，知道了是陶工，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