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3/4页)

诊门前就排起长队：大娘大妈们心思不在看病而是暗暗替自家女儿打着主意。不过，新同事的到来并没有给我这个“师兄”带来多少影响，因为他们都安排住在生活区。经过了许多区隔与疏离，我或许只是他们眼角余光里的一个细节。

一天，又一天，我的日子不断从一部叫时间的机器里吐出来，像同一型号的产品。单调的生活，单一的居民结构，让我羡慕起那些乡镇上的居民来，比如我曾经去过的珞璜、白沙、油溪和石门，土气、古老、驳杂而生气勃勃，丰富多彩。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学校传出天大的新闻：总务红鼻子老刘被捕了！

老刘是本厂的老师傅，是伟大领袖的同乡，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也许是这个原因，他执掌了学校的物资大权，在我们这些臭老九面前显得颇有架子，我在他那里领墨水粉笔从来没得到好脸色。我见过他的老婆，农转非进厂当的家属，又瘦又老。老刘没有任何爱好，空虚的内心自然容易让那些蠢蠢欲动的邪念茁壮成长。然而东方红这地方太封闭，那时又没有娱乐城按摩房之类，他一个小小的学校总务，长了个红红的酒糟鼻子，土里叭叽的没有谁看得上。别无爱好，闭门不出，所以他就把主意打到了自己女儿身上。他女儿就在我班上，老实巴交，瘦小得可怜，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小孩子感觉身体不对头，原因不明，自己到医院检查多次才被发现受孕。

红鼻子老刘的惊天丑闻我并不幸灾乐祸，反觉得格外沉重。学校太小，我觉得凡是他停留过的地方都污浊不堪，在这个花粉飞扬的季节，学校空气中却飘散着一种不洁的物质。与此同时，风传厂里要清理精神产品，邓丽君的歌要禁止，职工家里的《红楼梦》、《红与黑》和《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书都要没收，搅得我心情很糟。

大江之津（4）

我们都是按计划分配到厂里的。我是计划经济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颗螺丝钉。厂里的工程师，学校的李光林、杨文典等大哥级的同事，都是*前名牌大学毕业的，比如哈军工、哈船院、上海交大甚至北大、清华。他们才真正是闪闪发光的螺丝钉。他们本来都分配在上海、大连、武汉和西安那些响当当的国防军工单位。1965年越南战争爆发以后，伟大领袖为国家的安危深感忧虑。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建设三线。他老人家大手一挥就让这些精英连同所在单位隐入深山。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厂这些螺丝钉们早已被牢牢地拧在了东方红。而我，一开始就是松动甚至是摇摇欲坠的。现在，我决定要自己把自己从这里拔出去。

故事2006

2006年盛夏。对江津而言，这本该是一个水汪汪的季节，绿肥红瘦，广袤的原野被厚重的绿荫所覆盖。然而大旱，大地被热风大块大块地灼伤，连片枯死的竹林，摇曳着触目惊心的焦黄。墙上的爬壁虎再没有从冬天活过来，像一些破鱼网挂在那里。在江津火车站附近的三岔路口问路，摆摊的年轻女人问我是不是去东方红。她说到这个地名时就像说自己家人名字那样自然，但是我好一阵都没有反应过来。东方红，这里有过这样畸形的名字吗？即使有，现在还可能继续使用吗？

确实依然叫东方红的工业区，小街格局依旧，但已被密密的地摊、修理铺、商店和餐馆挤满，充斥着腐烂菜叶、生活污水和酒菜的气息，像任何一个小镇那样随意和世俗。赶街的农民，叫卖的小贩，满街的江津土话更模糊了它与其他小城镇的边界。我从水果、蔬菜和廉价工艺品之间穿过，从吃串串香和炸酱面的人丛中穿过，从茶楼、网吧、ok厅和挂着“丧葬服务一条龙”招牌的什么公司旁边经过。我调动一切记忆来认识眼前的这个东方红，然而它却躲在这些小镇繁华背后不肯出来。

是学校唤醒了我全部的记忆，甚至唤醒了小径上的那些脚印，墙上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