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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中国可以依靠自给自足来维护能源安全。泰坦伯格则针对尼克松的“自给自足计划”指出，自给自足不能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他认为，由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成本低于自给自足所引发的成本。首先，禁运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对禁运所产生的损失的预期取决于禁运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禁运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从利益冲突小的国家进口比较安全，这也是美国如此关注墨西哥的石油资源的缘故。其次，可以采取措施来降低由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成本，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是一种临时措施。不过，即便建立了充分的石油储备，安全成本也不会为零。再次，加速国内供给量会使未来消费者的资源拥有量减少，从而增加使用者成本，解决了短期的脆弱性却给未来带来了更加严重的问题，未来的国家安全成本会更高。

在目前的世界能源格局下，既然存在一个国际市场，中国是可以以市场价格购买到所需能源产品的，维持供应来源的稳定性有以下几种渠道。

第一，直接投资。其好处是主动权在握，风险在于东道国的政治社会环境通常不稳定。作为消费大国，中国在全球寻求稳定、多元的能源供应，会被视为加剧了能源进口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弱化了原有能源进口国的谈判能力而增加了出口国的谈判筹码。同时，与中国进行合作的能源出口国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传统盟友，中国涉足与这些大国盟友的能源合作往往会被视为对大国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侵犯。比如，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就被视为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与中国进行合作的能源出口国也有许多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视为“问题国家”，如伊朗、苏丹、阿曼、也门等国家。假如这些国家出现了内战、*和危机，中国是该对此进行谴责和批评，还是默认和不表态？中国是该选择和当地原有的政权合作，还是支持可能上台的新势力？在和这些国家合作的时候，中国明显地缺乏改变这些国家行为的能力，也缺乏和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王牌，因此可能会因为能源安全问题把自己置于尴尬的“人质”境地。

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11）

第二，股权投资。其好处是价格波动风险得到一定补偿，但生产的决策权不在我们手里。而且，股权投资越来越受到双边关系的影响。没有双边关系的稳定，股权投资几乎不可能。

第三，战略储备。一定程度上它规避了价格波动和供应风险，但维持成本较高。目前存在战略储备与平准库存两种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是在战争或自然灾难时以保障国家石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而以平抑油价波动为目的的石油储备是平准库存。战略储备体系考虑市场化的因素，但其本身是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的，几乎不盈利。战略储备的主要经济作用是通过向市场释放储备油来减轻市场心理压力，从而降低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的可能，达到减轻石油供应对整体经济冲击的程度。对石油进口国而言，战略储备是对付石油供应短缺而设置的头道防线，但其真正的作用不在于弥补损失的进口量，而在于抑制油价的上涨。

第四，市场即期采购。它无法规避价格波动风险，但可以避免东道国的政治变动风险和储备成本过高问题。即期采购会将长线需求在短期内迅速释放，从而客观上为国际炒家提供了做多“中国题材”的机会，“能源威胁论”因此产生。由于无法借助期货市场实现风险规避和对冲，在国际价格处于历史高位的时候，抛开国际市场，发展同能源生产国的双边关系乃至结盟以获得稳定供应来源就成为必然选择。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对中国更加重视“纳入囊中的油田”而不是“灵敏而稳定的市场”耿耿于怀。越是如此，我们就越觉得不够安全；越是觉得不安全，就越对国际市场体系没有信心；越是没有信心，我们与其他能源消费国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就越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