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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全球化和国际机制等等都是人类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回应全球相互依存、追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成果，体现了人类的共同要求与选择。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共同点在东亚模式、欧洲模式、拉美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中也会有所体现，但其具体的表述方式、表现方法、实施途径则会反映各国、各民族的特点。这恐怕就是“和而不同”。这里，“和”乃是关涉人类生存发展之道、基本价值与指向意义上的“和”，违背了就会祸国殃民；“不同”则是文化层面、操作层面、技术层面上的不同。显然，“中国模式”不仅在文化、操作和技术层面上有其民族特色，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人类对社会发展的科学性认识。正是这种认识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可借鉴性。忽视了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热衷与赞扬。而讲“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则着重强调了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与道路的特殊性，即社会主义的特征与价值追求，从而难以同其他社会发展模式放到同一框架内加以比较，减弱了其普世性意义。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模式予以澄清。正像中国的市场经济首先是市场经济，但同时又不可能不考虑到社会主义价值与制度的某些制约一样，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也首先是一种共性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模式，同时又具有社会主义的特色与因素。　。　想看书来

探索中的“中国模式”（4）

其次，“中国模式”能否实现市场经济与*政治的协调与统一。一种根深蒂固的见解是，市场经济与*政治的统一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而“中国模式”则坚持社会主义，因此市场导向的改革所要求的*政治，很难得到真正实现。这里的误解在于，正像市场经济并非独属于资本主义一样，*政治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的中国已把市场经济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形式与制度，但并未因此而变成资本主义。同样，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把*政治视为当代人类政治文明中最优秀的成果、最适宜的政治制度予以追求和实践。换言之，尽管市场经济和*政治最先存在并实践于资本主义，但它们本身并不就是资本主义，而是完全可以为其他社会制度所用。所以，讲市场经济与*政治在社会主义中的统一，在理论上是无可挑剔的。当然，这种疑问之所以存在并有相当大的影响，一是传统的中央集权式的那种被歪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至今令人记忆犹新；二是改革中的新型社会主义在政治领域中改革的力度及其绩效还与其在经济领域的作为有一段距离。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被歪曲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以被歪曲的社会主义作为衡量标准；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要求加快政治文明的建设，使中国模式的社会发展真正实现经济、政治的同步与协调。

最后，“中国模式”能否在全球与国家、世界与本土的复杂关系中保持理性的定位，不仅实现自身的和平发展，而且成为公认的国际社会的建设性力量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这三重身份使中国的发展模式与道路具有了更多的复杂性、敏感性、争议性。中国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维护和推进世界和平，这既是社会主义价值的内在要求，又是后发展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走向繁荣富强的理性选择。但是，“中国模式”所暗含的中国迅速发展的事实，的确使不少国家感到担忧，也容易使中国自身陷入盲目自大的误区。所以，“中国模式”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向世人展示其致力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